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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罗大佑的研究  

2007-06-02 10:49:01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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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轻时候的罗大佑,数度压抑对音乐的热爱,因为音乐不能当饭吃。但是音乐又数度把他从医学拉回来,直到完全占领他为止。罗大佑的生命像是一个追寻的过程,但是他总最思念童年的单纯美好。罗大佑常常不安,用音乐保持冷静,「我在音乐里找到自由,希望每个人能在愈来愈拥挤的世界,喘一口气。

对我来讲音乐是一种reality,已经不是一个dream,是一个我比较想做的事情。

我十九岁时组合唱团,那时候,等于有机会到饭店里驻唱,当时当然喜欢音乐,但并没有觉得自己可以做音乐。

我在情感上跟妈妈比较亲近,但是在选择人生的道路上受到爸爸很大的影响。我对音乐的兴趣是他启蒙的,后来学医也是他的建议。我考大学的时候已经很明确知道自己的兴趣是音乐了,但我也知道不能靠音乐吃饭,所以我也跟哥哥一样,决定要读医学院。

但音乐始终把我从医学拉开,后来又发生了几次这样的拉锯战,直到它永远占领我为止。

承诺是没有合约的 你得对自己负责

我告诉我自己,这是我自己要走的路,没有谁能够改变我。承诺这种东西是没有订立合约的。你对自己的承诺,可能比较能连接到梦想与理想的主题,因为你必须在其中做选择。有人问我,你这辈子最重要的是什么?我觉得是肯定,对自己的肯定,你必须对自己的承诺、决定要负责到底,不能有后顾之忧。

用笃定的方式,我写歌是为自己写的,一定是要自己真的看到这个世界,而不是别人说的。我在写自己的感情,不光是一个故事,还包括在大学对青春、校园里初恋、就业的成长过程。

大六那年我上台北见习,当时十大建设已经完成了,台北的农村景观迅速地消失。我从台中上来,有一种失去纯朴生活的感觉,所以就创作了「鹿港小镇」。其实到台中去读书也是一种很好的体验,如果我一直留在台北就没办法写出这样的歌。我不是鹿港人,这首歌是我借题发挥,描写乡下的孩子来到台北,花花世界的撞击。我相信连在台北长大的我都有这样的感觉,那么对于真正的乡下的孩子一定冲击更大。

「鹿港小镇」、「之乎者也」这些歌曲,是透过一种吶喊的方式来表达对时光流逝、社会变迁的感伤,一般人都觉得带着一种叛逆的味道。从我的成长过程其实看不出这些蛛丝马迹的,只是到了大学以后,我获得比从前更大的发展空间,才能够把这些过去沉淀下来的多愁善感用音乐表达出来。

从便当到国父遗嘱 都是我的童年,我的接触

某种程度上来说,我算是大器晚成的音乐工作者,我是困而知之型的,我很听话勤劳地练琴,也拥有幸福的家庭。但也是在这个立足点上,我才敏感地以一个「人」的角度感受时空的迁移、成长的失落,然后透过歌曲连结人们共通的记忆与情感,唤起人们对逝去的童年与青春的乡愁,这正是因为我也是一个从懵懵懂懂间长大、摸索着成长之路的孩子。

要写一首歌,通常要去找那梦幻的感觉,让自己进入那个情境里面。我从前有一本小本子,我不是在想小说的情境,而是接触的东西我就写下来,便当、筷子、纠察队、老师、粉笔、国父遗像、总统遗像、国父遗嘱……全部写下来;有了这些元素,你就会看到一个考试、一张考卷、六十分,中间发生什么事情?那些意象出来以后你才可以归类。创作不是一个天才的过程,我真的下了苦功。

想写童年的动机很重要。为什么想去写这个歌?因为那时候社会不安定,所以我想去写一个比较安静、让我觉得很舒服的一段事情;社会实在太乱了,我一方面要去写一个过程让我很开心的东西,另一方面,我在想:这个歌所提出来的是不是大家的共同信念,是不是大家都需要的东西?

后来事实证明,答案是肯定的。

我写童年,不可能写「你」怎么过的。我不可能去问每个人,我一定仔仔细细去写我自己。十几岁左右这段童年发生在我身上所有的事情,即使是被打、即使考试没有及格、或者紧张得要死交不出答案来,我都觉得开心啊!

最不安的时候 就回头寻找共同记忆

所以后来我对童年有一个新的定义,童年是一个天堂,大家回到自己童年的时候,有一种最没有猜忌、最天真,没有任何社会的观察、没有想要去了解什么事情的状态,童年是很完美的。

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:台湾是一个海岛,地震频频,几乎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种很深层的、严重的失落,一种类似于归属感的不确定性,每个人都在问︱︱我到底属于谁?我到底叫什么名字?我到底属于什么样的族群?我的身分认同到底应该是什么?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放心?

我习惯用排除法,从最不安的情况里面去找最安全的方式。

我在大家心最不安的时候自己保持冷静,观察一些大家可能没看到的一些观点,这观点就是我写歌最重要的一个目的。

当我们的归属感受到严重挑战时,我满贪心的,我希望扩大我的归属感。这等于是完整用情感方式把事情叙述一次,用情感的方式、用旋律的方式、用歌词的方式把它描述一次,让大家再回到那种经验里面去,把大家都不敢讲或讲不出来的那一部份表达出来。

当年,「之乎者也」是一个身为知识份子的医生对于缺乏自由的抗议。我在八○年毕业的时候,一直想对当局做出一点反抗。我并不特别擅长用文字表达,可是和音乐结合在一起,就可以很精确地写出自己的想法。那时候还有龙应台写的《野火集》、《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》。我们都可以说是在八○年代的时候,用文化的方式来做一种表态。

面对蓝绿的撕裂,我觉得事情是不能反过来的。事情可以造假,可以骗,但是不能使事情反过来,不能用民主来做其实非民主的事情,这是普世的价值。

这时候,可以靠一些歌,我们记忆里面都有的歌,回到这些的共同的记忆寻找共同的元素。

共同记忆本身让我们回想到一段美好的时刻;有时候,在我们生活里,也会做梦回到以前小时候那些温馨的片刻,即使只有这样的片段也足够,是一种有价值的历史的流程。

我们这一代跟年轻人最大的差别是在科技上。因为科技无远弗届,当你太靠近时,你变成是它、是科技本身,而不是你自己;到底,你的想法在哪里?

我最怕的就是网站的访问,因为对方打出来的是字母。你知道吗?我看不到对方的眼神,我听不到对方的声音,他可能提出一模一样的问题来问你,但给我的感受完全是两回事。

我一定要听到这问的人的声音,我要看到他的眼神在问我的时候是怎么样,我一定要听到他的语调、看到他的脸。

我到现在还是用传真,我不太用e-mail,因为e-mail不能把写的人当时的情况表达出来。好好写个传真,里面有感情成分,有情绪在。我一边看这个东西,我才知道怎么回答问题。

这对我来说很重要,甚至比问题本身还重要。我要很清楚知道,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之下,在沟通事情?

梦想需要平稳的土壤

我们的土壤在哪?

梦想对我来说是大家都在一个很平稳的时代才会有,社会本身如果没有这个土壤,没有这样的生活背景,我们凭什么去做一个梦想?好在我经得起没有掌声的日子,就过得了那一关。

八五年三月,爸爸把我押上飞机,他要我到纽约去一阵子,好好思考未来。我在纽约待了一段时间,八七年四月又去了香港。我在香港待得比较久,后来也写了「皇后大道东」来描述香港社会的状况。九五年后我才又与台湾有比较紧密的联系,两千年后我在北京、香港的时间较多。

我要用音乐的原创力 让每个人能喘一口气

我待了这么多个城市,幸运的是我总在它们发展得最蓬勃的时候置身其中,从而感受到它们的巨大能量,并且被推动着一起成长。

我相信原创力愈强的东西,遭遇到毁坏的可能性愈低,因为那是从你自己身上长出来的。

创作是愈不一样,原创性愈高,愈可贵,而不是去跟随市场的规则。一定要打破市场的规则,提出一种新的情感、一种新的旋律、一种新的歌词出来。

我希望我的歌愈多人听到愈好,社会需要一个情感的投诉、一种能够尽量去寻求相同地方的诉求。

这么些年来,我不停地转,想要寻找心中的自己。不同的城市、不同的角色,究竟哪一个才是我真正想要的?最后我还是决定走音乐的路,因为我在音乐里面找到自由。

我希望能够用音乐替人们创造出更多的空间,让每个人可以在这个愈来愈拥挤的世界上喘一口气。

(原载《天下》第300期,2004.6.1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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